《大清律例》英译比较研究(2)

第一，有助于改善古代法律典籍的翻译质量。两个译本在处理原文语体风格、文化传统和具体语言转换技巧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的比较分析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力求理据充分，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法律典籍翻译的质量，使古代法律典籍翻译真正发挥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

第三，《大清律例》法律专业术语与其英文翻译的比较。中国古代的法律术语，是古代“法律人”根据当时统治者意欲调控的社会行为控制需要，所创制出来的一套专门用于表达专属性法律含义的固定语言结构体。法律文本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是法律术语的翻译，古代法律翻译尤其如此。《大清律例》里的法律术语主要继受于清代以前法律文献的专业语言，译者应当尽可能站在“中国古代法制通史”的“全息性”视角，透彻理解并传译出每一个反映中华法系法律术语的特殊法律含义。为此，法律术语翻译批评者应尽可能掌握比译者更丰富的原文法律术语解读信息及其“对应性”译文法律术语的信息，从术语翻译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视角，分析解剖和比较研究不同译文，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一，促进译学理论多元发展。法律典籍和其他典籍英译比较研究都离不开现代译学理论的指导，成功的《大清律例》英译比较研究理论，会反作用于现代译学理论，进而有效促进现代译学理论的多元纵深发展。

第二，可以有效促进法史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协同发展。法史学和翻译学自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大量史料证明，一部完整的法学发展史，始终都未离开过法学翻译的参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本身就包括法学的翻译史。事实上，法学和翻译学之间的门户之见，或法学与翻译学长期“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十分明显的改善。因此，该成果是兼具法史学和翻译学两门学科所组成的《大清律例》跨学科英译比较研究，试图从法史学和翻译学的双重视角，考察古代法律典籍翻译，并以此形成法律典籍翻译的比较批评研究成果，有望以此促进法史学和翻译学的交叉协同发展。

第四，《大清律例》法律句子层面的翻译比较。现代法学和法律语言学将表达现代法律意义的句子主要归类为禁止性、授权性、义务性三大基本类型。但是，包括清代法律在内的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所强调的大都只是禁止性与义务性。《大清律例》的禁止性与义务性两类句子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陈述—判断—处理”和“预设—行为—处理”结构。另外，还有清代律学家归纳的“律母”与“律眼”型句子形态。《大清律例》句子部分的英汉比较研究，就是聚焦在“陈述—判断—处理、预设—行为—处理”和“律母”“律眼”三个方面，旨在考察两位译者对古代法律汉语“分析型”语句的理解及其现代“综合型”法律英语语句对接过程中法律信息的传达情况。

比较研究两位译者对古代法律典籍的不同英文翻译，主要目的在于正本清源，并希望以此促进古代法律典籍对外翻译的良性发展，为提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外翻译质量，实实在在地“讲好中国故事”和“好好讲中国故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清律例》是一部“超越欧洲历史想象的最佳‘法律典籍遗产'”，涉及大量反映中华法系独特而佶屈聱牙的古代法律专业语言，其外文翻译的难度超过其他文化典籍。该成果对其两种译文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借鉴前人好的翻译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吸取因“古代汉语深奥难懂”导致“翻译讹误”的教训，由此改善古代法律典籍翻译的负面影响，为古代法律典籍翻译研究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支持，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总体策略。因此，该成果预期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 成果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和效益

(一)学术价值

第四，可以促进典籍翻译研究青年学子古代文献选材范围的拓展。古代法学或法律典籍，是热爱国学知识的青年一代，从中国古代法文化典籍宝库里学习古代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的调查发现，目前针对研究生层次的国内出版面世的十多部涉及古代文化典籍英译的教程及其相关英汉典籍翻译对照读物，没有一部摘选了古代法律文化方面的典籍。这种对古代法律典籍“视而不见”的选材倾向，显然不利于汉英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更有悖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整体发展战略。

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典籍，囊括了中国古代法律语言文化的精华，彰显了中国古代法律语言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所在。针对中国古代法律语言“难读、难解、难译”的现象，比较研究不同外国译者的不同解读方法及其英文翻译的得与失，旨在以此提高中国古代法律典籍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因此，成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 网址: http://www.ddfxzzs.cn/zonghexinwen/2022/0712/684.html